玉器、青铜器和瓷器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代表。经历了几千年的兴衰演变，中国人至今仍有爱玉的风尚，这种信念和喜爱除了源于玉的美感之外，更多的是来自于传统文化。
人格化的玉
玉在汉字中是美好的象征，而在历史典籍中，关于用玉和玉的理念的记载，主要见于春秋战国时代。《礼记玉藻》中说：“古之君子必佩玉，……君子无故，玉不去身，君子与玉比德焉”。《诗经》曰：“言念君子，温其如玉。”《周礼》记载：“以玉作六器，以礼天地四方。
以苍璧礼天，以黄琮礼地，以青圭礼东方，以赤璋礼南方，以白虎礼西方，以玄璜礼北方。”
春秋战国时代，崇玉之风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。“完璧归赵”及“随珠弹雀”的典故传诵千古，“和氏之璧”与“随侯之珠”等玉器被奉为天下之至宝，引起诸侯之间的纷争，以致于墨子、韩非子等许多思想家立说批评这重玉之风。
神化的玉
秦汉以至南北朝，进一步发展了自上古以来的灵物观念，以玉敛尸的风俗，可谓空前绝后。刘斌指出，《周礼》中即有“疏璧、琮以敛尸”的记载。春秋战国时代，一般只见有玉覆面和玉含，而汉代则发展为以金、银或铜线穿缀的包裹整个身体的玉衣。东晋《抱朴子》中说“金玉在九窍，则死人为之不朽”。普通人一般只在口中或手中放玉，《后汉书礼仪下》称为“饭含珠玉”。
从汉代玉器的演变来看，自汉武帝之后，用玉制度日趋完备，而装饰玉趋于简化。“所谓用玉制度的完备，是指葬玉制度而言，汉代盛行厚葬风气，从皇室贵族到官僚豪强，无不重视丧事。葬玉制度中，最重要的是玉衣的使用。”刘斌继续讲述：“玉衣又称玉柙，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时所使用的殓服。《后汉书礼仪志下》载：‘诸侯王、列侯、始封贵人、公主薨，皆令赠印玺、玉柙银缕。大贵人、长公主铜缕。’”东汉时期，铜缕玉衣的使用较普遍，除王侯家族成员外，高级官僚、贵族也有使用，汉代皇帝还常常赏赐玉衣给朝廷重臣。
曹魏时期提倡薄葬
据《三国志魏书武帝纪》等文献记载，曹操于建安二十五年病逝于洛阳，并葬于高陵。高陵位于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南，该墓平面为甲字体，坐西向东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双室砖墓，规模宏大、结构复杂。墓虽多次被盗，但仍幸存一些重要陪葬品，考古人员出土了器物二百多件，包括金、银、玉等多种质地；器内有铜带恥、铁甲、铁剑、玉珠、水晶珠、玛瑙珠、石龟、石璧、石枕、刻名石牌等。
曹操反对厚葬，早在建安十年就下令“民不得复私雠，禁厚葬，皆一之于法。”魏文帝曹丕亦认为天下动荡不安，“汉氏诸陵无不发掘，至乃烧取玉匣金缕，骸骨并尽，是焚如之刑”，祸皆起于“厚葬封树”，于黄初三年作终制曰“饭含无以珠玉，无施珠襦玉匣”，废除了以玉衣为葬的制度。刘斌阐析：“从考古发掘来看，迄今尚未发现东汉以后的玉衣。曹魏时期的墓葬中，玉器出土很少，可见在曹操父子积极推行薄葬措施的影响下，两汉四百余年来形成的葬玉制度逐渐衰落以至最终消失。”
世俗化的玉
隋唐以后用玉的概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。玉在礼仪与灵性方面的概念被日渐淡化，只作为珍贵美丽的材料，只有皇室仍然使用圭、璧等玉器，一般玉器制作则走向世俗生活化，以写实的艺术手法表现生活和当时的社会思潮。龙、凤、牡丹等吉祥图案，“吉庆有余”、“五子登科”、“福绿长寿”等固有题材，成为玉雕中常见的内容。“佛像”、“观音”、“罗汉”等也是唐宋以来常见题材，并形成了唐代的“玉飞天”，宋代的“龟巢荷叶”及“玉童子”，金元时期的“玉春水”和“玉秋山”等代表作。
中国玉器发展到清代是顶峰时期，清宫内府旧藏宋代《大禹治水图》玉山(见图二)，它是当前所见中国古代最大的玉雕作品。据清宫档案记载，此玉采自新疆和田的密勒塔山，玉材原重约一万零七百斤，历经三年从新疆运到北京；又经水路运往扬州，由擅于做玉山的扬州玉工琢制，历六年制成。后运回北京，造办处令玉匠镌字，置于乐寿堂，前后共用十年时间。
经历八千年的时间洗礼，玉在中国文化里一直扮演着吉祥之物的角色，时至今日已是民众化的玉了。